央行姚前：比特币没有价值锚，很难成为真正的货币

在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在全球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也需要迎头赶上。 主要国家央行逐渐意识到，只有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才能从根本上有效保障法定货币的市场地位。

10月12日，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谦在国际电联首次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工作会议上指出，法定数字货币以国家信用为支撑，以价值为锚点，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货币。 功能，而法定数字货币具有信用创造的功能，因此对经济具有实质性的作用。 这些都是私人数字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 此外，法定数字货币还具有稳定币值的功能。

什么是法定数字货币？ 本质上，它仍然是央行在国家信用的支持下，向公众发行的债务。 姚谦从四个维度定义和分析了法定数字货币的本质内涵：一是法定数字货币在价值上是信用货币，二是在技术上是加密货币，三是在实现上是算法货币，最后在应用场景方面就是智能货币。

“我们希望的法定数字货币应该具有全新的品质，它一定会超越现有的电子支付工具，无论是私人数字货币还是电子货币。” 姚谦说道。

私人数字货币有两大无可比拟的优势

姚谦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有国家信用支撑，这是私人数字货币无法比拟的优势。 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是锚定的。 此外，法定数字货币具有信用创造功能，因此对经济具有实质性影响。

他指出，与交换媒介的功能相比，本位币作为计价手段的功能是首要的。 作为一种计价功能，货币价值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货币的保值功能而言。 货币需要价值锚定才能有效地发挥货币的作用。

回顾历史，所有形式的货币都是以价值为锚定的。 商品货币金属货币的价值锚来自于物品本身的内在价值。 在金本位体系下，各国的法定货币都以黄金为锚。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各国法定货币虽然不再与黄金挂钩，但有主权信用作担保。 在法定数字货币时代，这种最高价值的信任将继续传承下去。

此外，法定数字货币具有信用创造功能，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本身就是信用，本质上是发行人信用的证券化，具有金融属性，创造货币的过程不仅仅是信用创造的过程。

姚谦认为，货币的信用创造功能对现代经济至关重要，尤其是金融危机期间的流动性释放，对于防止危机传染、促进经济快速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对比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货币，其价值来源目前多为投机性，而比特币的无价值锚定也必然决定其难以成为真正的货币。

除了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锚定”和“信用创造功能”两大优势外，姚谦还指出，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稳定币值的功能。

“在法定数字货币环境下，有效的负利率政策将成为可能。央行可能不再需要设置通胀率缓冲（通常为2%）。理论上，央行的目标通胀率可以降低到0.从这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法定数字货币可能有助于提高法定货币的价值稳定性。” 姚谦说道。

从技术上讲，它是一种加密货币，其实现是一种算法货币

姚谦认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技术上是一种加密货币。 具体来说，在法定数字货币本身的设计上，需要用密码学的理论来支持法定数字货币的具体表现形式比特币内在价值基础，保证流通性、可存储性、不可伪造性、不可重复交易和不可抵赖性。的数字货币。 性等特征。

在法定数字货币交易过程中，需要采用加密技术、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信云技术、芯片技术等，确保端到端安全，防止盗窃、篡改、冒名顶替。

在法定数字货币的用户体验方面，需要结合隐私保护技术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为用户提供不同于传统的点对点支付体验，同时通过隐私保障用户数据安全保护和避免敏感信息泄露。 在不影响可用性的情况下。

在法定数字货币监管方面，利用法定数字货币“前端资源，后端实名”的特点，通过安全和隐私保护技术管理相关数据使用权限，确保大数据分析等监管技术很有用。

近年来，加密货币理论在实践中的实验结果越来越丰富。 自比特币问世以来，各种替代加密货币层出不穷。 目前，一些国家的央行也在进行基于分布式账本（DLT）技术的央行数字货币试验。

不过，在姚谦看来，DLT技术取代实时全额结算系统（RTGS）还为时过早。 法定数字货币对区块链技术的借鉴不能生搬硬套，更何况技术本身的成熟度。 ，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在改造的基础上选择应用应该是更重要的考虑。

他认为英国RSCoin的设计理念值得借鉴。 该系统从中央银行的角度出发，不局限于区块链技术，力求实现一种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可扩展的加密数字货币。

至于如何从实现上理解法定数字货币是一种算法货币，姚谦认为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在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中，采用各种加密算法来保证安全可信。 一些特殊的字段也为以后的新算法保留。 二是在货币发行方面，法定数字货币在设计时考虑了可执行脚本，未来可以使用预设可靠的算法规则进行发行。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算法规则应该是一套能够充分适应货币供应量适应宏观经济多元环境变化，同时保持币值稳定的智能规则。 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它可能是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复杂人工智能（AI）模型。 三是可以利用大数据对货币发行、流通、储存等进行深入分析，了解货币运行规律，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等干预需求提供数据支持，和金融稳定性分析。

姚谦指出，预计未来在法定数字货币环境下，通过预设的可靠程序和算法规则，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经济系统将自发内生地决定币种。供应，并自动发行和回收货币。 或许，央行的角色可能不仅是货币发行的决策者，更是货币发行算法规则的设计者。

法定数字货币会更智能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迅速融入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在不断颠覆着传统金融行业。

货币也不例外。 姚谦指出，法定数字货币不仅仅是货币的简单数字化、网络化比特币内在价值基础，更重要的是可以让货币更加智能化。 它不同于信用卡、银行储蓄卡、电子支付等传统电子支付方式。 与工具相比，法定数字货币将呈现出全新的品质，货币用户体验将更加智能化。

在中国，由于电子支付等私人支付工具的发展，无现金社会、无现金城市等词语频繁出现。 姚谦指出，商业银行必须深入思考狭义银行和退回资金批发商和系统后台的可能性。 按照常理，零售端的支付工具应该主要由央行的数字货币来实现，但民间已经走在了前面。 一方面，私营部门的支付能力值得称赞，另一方面，央行也应迎头赶上。 在数字资产的世界里，怎么可能没有数字法币？ 不管怎样，央行发行零售端数字货币对于完善社会支付体系、维护金融稳定、强化央行货币地位等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姚谦指出，当前，学者们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货币形态数字化对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起到了有效作用。 例如，在今年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一篇工作论文中，研究了电子货币系统的宏观经济管理。 沿着他的思路进一步论证，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追溯性和可编程性将使货币政策的执行更加智能和有效。

“‘遵法则只能得，用法则只能得’。我们设想了法定数字货币的四个维度，目的是为了遵循法则，建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和目标。但有一点是必须的，说明这个大目标需要一步一步去实现。客观的说，以上四个维度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落地，看似一个比一个大，其实各国目前正在探索的所谓数字货币，还在努力提高支付效率，中国已经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因为电子支付现阶段，我们的挑战似乎不是效率的问题，而是需要平衡效率和安全，既提倡创新又注重风险防范，同时弥补数字法币在零售端的不足最后，做好民间支付工具监管。 因此，优化现有的电子支付工具，逐步探索进一步提高法定数字货币的质量，应该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路径选择。 这也符合现在的技术发展进程，比如数字货币的编程虽然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但是这个方向的探索也很重要，但是很可能是下一个阶段工作。”姚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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